桌上的三张档案照片排成一排。

黄英的手指从第一张移到第三张，眉头越皱越紧。“魏明德。”她念着这个名字，声音里压着某种难以置信的情绪，“水电煤三家公司，同一个名字，三个不同的人。”

沈前锋拿起第一张。

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的外勤技工登记表，贴着一张两寸黑白照。方形脸，浓眉，嘴角有颗明显的痣。入职日期是去年六月十二日。

第二张，法租界自来水公司。照片上的人瘦长脸，戴圆框眼镜，入职时间去年九月三日。

第三张，上海煤气公司。这张照片最模糊，似乎是从什么证件上翻拍的，隐约能看出是个圆脸，但五官细节几乎糊成一片。入职时间今年一月十七日。

三个魏明德。

“不可能。”潘丽娟拿起电车公司的档案，“外勤人员每天要打卡，要跟班组长见面，用假身份入职一两天或许可以，但连续工作几个月……”

“所以不是假身份。”沈前锋翻到档案背面。

黄英带来的不只是照片，还有三份档案的完整复印件。每份都有入职体检记录、担保人签字、甚至还有两封同事的评价信——都是标准格式，措辞客气得像模板。

“这些评价信。”沈前锋把三封信并排摊开，“你们看落款日期。”

潘丽娟凑近看。

电车公司的评价信日期是去年八月二十日，落款“同事张福根”。自来水公司那封是去年十一月五日，落款“同事李水生”。煤气公司那封是今年三月二日，落款“同事王阿发”。

“日期很分散，看起来很正常。”黄英说。

“不是看日期。”沈前锋用指尖点着信纸，“看笔迹。”

三封信，三种完全不同的笔迹。这本身不奇怪。但沈前锋从包里取出放大镜——系统二级时奖励的【精密观察】技能附带的工具，虽然只是基础款，但足够看清细节。

他把放大镜递给黄丽娟。

“你看每个‘魏’字的起笔。”

在放大镜下，三封信的“魏”字，第一笔横折的转折处，都有几乎一模一样的微颤。不是笔尖抖动的颤，而是某种书写习惯——下笔时短暂停顿，然后快速转折形成的墨点堆积。

“同一个人写的。”潘丽娟抬起头。

“不止。”沈前锋又指向每封信第二行的“工作认真负责”这几个字，“‘认’字的最后一捺，收笔时都有个轻微的回勾。很隐蔽，但三封信都有。”

黄英接过放大镜看了半分钟，缓缓放下。“所以这个‘魏明德’入职时，连同事的评价信都提前伪造好了。而且是同一个人，用三种不同的笔迹风格写的。”

“不止伪造。”沈前锋翻到档案的担保人页，“三份档案的担保人也不一样。电车公司是个叫赵永康的商铺老板，自来水公司是个叫周淑芬的家庭主妇，煤气公司是个叫钱德贵的中学教师。”

他看向黄英。

黄英明白这个眼神的意思。她站起身，走到窗边拿起电话听筒，摇动号码盘。两分钟后，她挂断电话走回来。

“我让站里查这三个人。赵永康，去年五月因脑溢血去世。周淑芬，去年八月举家迁往香港。钱德贵，今年二月调去南京任教。”

“死、走、调。”潘丽娟轻声说。

三个人，三种无法对证的情况。

“这不是临时起意的伪装。”沈前锋把档案推到桌子中央，“是精心设计的长期潜伏。松井——或者他背后的组织——至少在一年前就开始布局。他们挑选那些即将离职、调走甚至去世的人作为担保人，伪造整套入职文件。然后派不同长相的人，用同一个名字进入关键岗位。”

“但长相不同，怎么通过日常检查？”潘丽娟问。

黄英重新拿起三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“你们发现没有，这三个人虽然长相不同，但都有一些……模糊感。”